墨西哥一监狱曾是贩毒集团“大本营”

百度 　　会议分别经表决，免去刘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史耀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免去李飞的第四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第四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沈春耀为上述两个基本法委员会主任。

　　江 海

　　“潮涌三江，梦回千年。”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三江口建城1200周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那些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主政者，如四季轮回，不断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特定时间里，他们扮演着所应扮演的角色，承担着所应承担的职责。

　　这些历史人物中，曾巩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主政宁波的时间仅仅四个月。令人好奇的是，“知”明州百余天的曾巩，到底干了些啥，为何能在宁波历史上留下不错的口碑？

　　曾巩其人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他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饱读诗书。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1069年），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外放越州（今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

　　元丰四年（1081年），曾巩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1082年），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曾巩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

　　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欧阳修当年见到曾巩之后，曾言：“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他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对“蓄道德能文章”的曾巩不吝赞扬。王安石对曾巩的评价是，“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也有诗云，“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在唐宋八大家中，又是比较“低调”的一位，知名度远不及王安石、苏轼等同一时代的政治人物。他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

　　曾巩在书法方面也颇有成就，但流传后世的极少。现存于世的《局事贴》，全文共124字，在2016年嘉德拍卖会上，以2.07亿元价格成交，平均每个字价值167万元。

　　与宁波的缘分

　　曾巩“知”明州的时间，不同时期的记载有出入。比如，南宋《宝庆四明图志》上的记载是元丰元年，而《乾道四明图经》上记载的却是熙宁年间。据曾巩的文章自述，到明州任知州是在元丰二年（1079年）的正月廿五，五月三十即离任，到亳州当知州去了。在宁波履职时间，共四个月零五天。曾巩自述的时间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有其上奏的《明州谢到任表》《明州到任谢两府表》等可供佐证。

　　曾巩“知”明州，多少有些“阴差阳错”。有一种说法，当时北宋朝廷打算指派的并非曾巩，而是与曾巩同年中进士的苏东坡。尽管苏东坡已经做足了准备，打算来明州赴任，最终想来却没来成。对此，《苏轼集》（卷七十九）中亦有涉及。曾巩因老母亲在京都，且年迈多病、身边无人尽孝，接连给大宋皇帝上奏，言辞恳切，希望酌情给予照顾，转任“京官”。

　　元丰元年十月，经过几番努力，曾巩在福州知州任上，终于接到诏书调他回京任职。他趁机转道回了一趟老家，后到达洪州（今南昌）时，方得知自己被改任知明州。曾巩的愿望又一次破灭，但朝廷之命不可违，他一路辗转江宁府（今南京）等地，在年后才到达明州任上。

　　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在那乍暖还寒的季节里，曾巩带着他那些简陋的行李和心爱的书籍，风雨兼程、千里迢迢赶来新的主政之地，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的。或许是任职时间太短之故，包括宁波地方志等史料中，对曾巩的“政绩”记载并不是太多。提到的，也只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

　　到任后的作为

　　曾巩“知”明州时，已过花甲之年，仕途方面似乎也不太“顺当”，一些年轻的后辈才俊早已“青出于蓝”，但他淡然视之，没有因此自怨自艾，甘当“太平官”，而是“既来之，则安之”，甫一到任，便开始展现他的作为，建功立业。综合相关研究史料，其“政绩”主要有几个方面。

　　其一，主持修缮城墙。北宋一朝，提倡以文治国，军事实力相对薄弱，城防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曾巩到任时，明州的外城墙（罗城）已有180多年历史，损坏严重。他奏请朝廷恩准后，组织民力对明州城进行了一次大修。城墙大修前，按照旧时风俗，曾巩还专门写了篇《明州修城祭土神文》。为减少人力财力支出，他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旧砖石，组织人员广泛搜集唐朝以前建筑物的旧砖石，用于筑城，节约了建筑材料开支；二是采取募民代役，“力出于役兵傭夫”，既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又节省了用工经费。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明州城墙的修缮任务。

　　其二，改善对外贸易。作为海丝古港，明州是大宋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之一，为促进海外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明州主要贸易国为日本和高丽。特别是熙宁七年之后，由于北路的山东登州和密州（今诸城和蓬莱）被侵入境内的辽国所阻，应高丽使臣要求，北宋政府把登陆地改在明州，经姚江北上至钱塘江，再出运河到汴京（今开封），这条线路即宋朝与高丽交往的南路，使得明州港商船云集，海运业务更为繁忙了，一些使节和“外商”频频登陆。曾巩兼领市舶司（宋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主要机构）一职，承担着关税收取和出口贸易的管理等重要职能（在今天的东门口一带，专门设有负责具体管理的市舶所）。为改善“营商环境”，曾巩一方面主持修缮城墙，提升城市对外窗口形象。同时，千方百计创造宽松的贸易环境，方便对外贸易往来。后来，远离京城的明州，一跃成为宋王朝中央政府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这与曾巩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其三，推动兴修水利。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商农并重”的朝代之一，而“靠天吃饭”的农业，又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故此，长期主政地方的曾巩，对兴修水利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任越州通判时，曾巩就曾受明州地方官员的邀请，考察宁波西乡的广德湖，并写下《广德湖记》一文，文中提到“鄞之乡十有四，其东七乡之田，钱湖溉之；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这西乡之湖就是广德湖（在今天的横街、古林、集士港到高桥一带，北宋政和八年废湖为田）。曾巩深谙“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幸不幸”之理，加上有了之前的“调查研究”，他在“知”明州任上，力主推动对广德湖的治理和保护，组织湖域的疏浚，兴修水利工程。他的这些举动，对促进当时的农耕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留给后人的启示

　　曾巩“知”明州仅四月有余，因其时间短暂，往往容易被忽略。但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我们透过曾巩千年之前匆匆而过的背影，能看到其人格的力量。尤其对后世为官从政者而言，不无启示。

　　爱民护民是“本分”。史载，曾巩勤于政事，爱民如子。长期任职地方，使他对民生疾苦有更深切的体会，对民众有更深的感情。在越州通判任上，他察民情、防民苦，为民请命，奏请朝廷减免税赋。在齐州（济南），他打击豪强，整治治安，肃清风气。到了明州，马上组织修缮城墙、兴修水利，其中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有道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个有良知、有作为的官员，一定是把老百姓的生计和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的。

　　善抓主要矛盾是“本事”。曾巩是一个有眼光、善作为、敢担当的封建官吏，他认为“官无虚名,职无废事”。在“知”明州期间办的几件事，可以说都是关系明州百姓安居乐业的大事。修缮城墙，是为了保境安民；兴修水利，是为了让老百姓衣食无忧；改善对外贸易，是为了强国富民。每一件事，都抓住了根本，抓到了点子上。没有洞察时势的眼界，没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没有善作善成的本领，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作为的。

　　清正廉洁是“本色”。政者，正也。“正人者”，必先“正”己。这方面，曾巩有着严格的自我操守。比如，在与高丽的商贸往来中，收取外方使者和商人赠予的礼品，是当时地方官员的惯例，朝廷对此采取了默认和放任的态度。曾巩到任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他不仅自己坚决不收礼，还立即向朝廷上奏《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申明接受馈赠之弊，义正词严地要求纠正这一做法。这种“入乡不随俗”的觉悟和敢于向积弊开刀的勇气，实乃从政者之楷模。

编辑： 朱晨凯